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谁动了“新闻”的定义?

  美国纪录片制片人查尔斯?斯特林在《大众传媒革命》一书中写道:“传统新闻媒体的聚合以及当今新闻报道向网络的迁移,正在彻底改变并扩展传统的新闻定义。”[1]其实,“新闻定义”的改变并非始自今日,只不过“于今为烈”罢了。最近《洛杉矶时报》用机器人代写新闻,南加州大学拟开设“眼镜新闻学”的课程,都为这一说法作了注脚。

  陆定一曾在1943年提出过一个影响深远的定义:“新闻的定义,就是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。”这一定义因其尊重“事实”的唯物主义属性及符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,而长期被中国新闻界奉为圭臬。密苏里新闻学院已故前院长莫特(Frank Luther Mott),也下过一个极其类似的新闻定义:“新闻是新近报道的事情。”[2]

  1981年,甘惜分教授对陆定一的定义提出了质疑。他认为:“新闻是报道或评述最新的重要事实以影响舆论的一种特殊手段。”[3]这一定义在“报道”之上加了“评述”二字,等于将新闻评论、新闻述评等评论性的体裁一并划入新闻的范畴,扩大了“新闻”概念的外延。1983年,陆云帆在《新闻采访学》一书中提出:“新闻是新近发生或新近发现的事实的传播”。这一定义在承认新闻的“事实”属性的基础上,增加了“新近发现”一词,意味着“旧闻”经过“新近报道”,也一样会成为新闻。

  在信息论、控制论、系统论等“三论”深刻影响社会科学的年代,郑州大学的项德生教授在其参编的《当代新闻学》一书中提出:“新闻是及时公开传播的非指令性信息。”郑保卫教授2004年认为,“新闻是公众关注的最新事实信息的报道。”与西方众多的新闻定义一样,该定义强调了“公众关注”这一受众属性。

  以上定义,“横看成岭侧成峰”,都堪称经典,它们与时代的发展、思想的解放呈现出一种同构关系。

  美国媒介社会学者迈克尔·舒德森认为:在杰克逊时代,“新闻”是制造出来的。也就是说,那时的“新闻”并不符合“事实”的属性。他认为,直到1896年,在黄色新闻蔓延的背景下,《纽约时报》开始强调新闻的“信息模式”,摒弃了“故事模式”。[4]1896年,赫斯特在美西战争中的一句名言——“你提供图片,我提供战争”,开了“制造新闻”之滥觞。

  20世纪30年代,解释性报道的兴起,再一次改变了美国的新闻定义。柯蒂斯?麦杜格尔认为,解释性报道是美国新闻界的一次重大变革。这一文体凝聚着他对报人的期望:“保持客观、描述生动、观察细致,最重要的是能在社会、经济、政治趋势的大背景下解读时事的含义。”[5]近年来享誉国内新闻界的“华尔街日报体”,也对新闻写作的“故事化”进行了创新。

  20世纪60年代,汤姆·沃尔夫(Tom Wofle)提出“新新闻主义”,反对报道中只有事实的写法,主张新闻写作借鉴写小说的方法。新新闻主义因为远离了客观报道而受到激烈批评,并在80年代走向衰落。与此类似的还有一度成为我国报纸副刊主打内容的报告文学。由于其过多的文学描写为“新闻纸”所不容,以致在世纪之交逐渐淡出新闻界。

  20世纪70年代初,美国北卡大学的菲利普·迈耶教授提出的“精确新闻学”,即要求新闻工作者借鉴社会学家和行为科学研究者的方法,对社会现象进行调查研究,并在取得数据和分析数据的基础上写出准确、可信的新闻报道。“精确新闻学”的概念在90年代中期被引进我国新闻界,《北京青年报》曾辟有“精确新闻”版,《中国青年报》也于1995年开设《调查·观察》专刊。与“精确新闻学”相对立,美国和中国还曾出现“模糊新闻学”的思潮。这一思潮认为,由于时效性的要求和新闻事实的不确定性,加上国内对批评报道特殊语境的考虑,应当允许新闻报道在用语、时间要素,甚至报道对象等方面有一定的模糊性。但是,“模糊新闻学”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,都未引起新闻界的普遍关注和认可。

  网络时代新闻定义的进一步扩展,很大程度上是拜媒介技术进步和传播方式改变所赐。美国阿拉巴马大学的史多维尔教授2004年即在《网路新闻学》(Web Journalism)一书中,探讨过网络时代新闻定义的扩展。他认为,网络的平等性将使新闻性质发生巨变。

  从“报道者——报道对象——报道时机——报道方式”的新闻生产流程来看,“新闻”在网络时代确实被赋予了更多新意。

  以往的新闻定义几乎都缺省了对“报道者”的界定。在全球范围内,新闻报道者经历了从“专业新闻工作者”到“专业新闻工作者和非专业新闻工作者相结合”,再到“公民记者与专业的新闻工作者平分秋色”的模式转移。在自媒体时代,“人人都是记者”、“人人都是评论员”,极大地改变了专业人士垄断新闻生产的媒介景观。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公布的《2014年新闻媒体状况》报告,50%的社交网络用户会共享或转发新闻报道、图片或视频。波士顿爆炸、乌克兰暴动、台湾等近年来的许多“爆炸性新闻”,都由无数普通网民在第一时间进行现场发布。查尔斯?斯特林认为,“博客扩展了新闻业的定义,使更多各种各样的作者可以成为报道者”。[6]在我国内地,就连过去属于国家通讯社、电视台和党中央机关报“专利”的领导人活动报道,现在也经常被网民抢先在微博发布。

  引人注目的是,机器人也跻身网络新闻“报道者”行列。据BBC 3月18日的报道,美国加州当天早晨发生4.4级地震,《洛杉矶时报》网站仅用3分钟时间就生成并发布了报道——这一报道并非源于记者的手笔,而是该报“地震新闻自动生成系统”的“机器人写手”(robot writer)。

  虽然传统的新闻定义在对报道对象的界定方面分歧较大,但新闻的“事实”属性却获得新闻界的广泛认可。然而,在后现代文化的语境下,“事实”本身就是一个捉摸不定的实在。李普曼认为,在任何事情上都没有人能够呈现全部事实。在他看来,“事实”的概念都有疑点:“想要陈述绝对事实是超出人类能力极限的;我只能向你提供我对事实的诠释”。[7]由于“新闻框架”的存在,决定了报道者在报道和呈现同一“事实”时,不可能没有偏差。哈贝马斯则认为,公关、广告的介入使公共领域土崩瓦解。为了满足政治宣传和公关推广的需要,“事实”往往成为新闻报道的一种点缀。

  根据郑兴东教授在经典的《报纸编辑学教程》一书的说法,新闻稿件中所涉及的事实包括现实的、历史的和科学的三类。传统新闻对时效性的苛刻要求,决定了报道者不可能即时呈现“事实”;教科书上属于历史和科学的“事实”,则不断地被新发现和新成果所颠覆。承认这一点,并非意味着赞成“模糊新闻学”和“不可知论”,而是基于辩证法的立场,反对将“事实”绝对化。

  在网络时代,事实不再局限于那些“已经发生”、“过去发生”和“将要发生”的事件和现象。媒介技术进步和“公民记者”队伍的壮大,日益将“正在发生”的“事实”推向新闻前台。这一特点刷新了新闻定义中的“及时”概念。在“新闻根据”没有成立之时即开始报道,并依靠多人在线、自愿协作的方式提供多角度、多侧面、多信源的“碎片化”报道,并在之后对之前的信息进行证实,正是微博时代公民新闻的特点。

  美国南加州大学教授瑞夫认为:“不管你是否认为媒介即讯息,新科技一直在改变媒体,同时也在改变新闻。”[8]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的高清技术直播到我国一些报社用iPhone装备“全能记者”;再到旧金山的创业团队CrowdOptic用谷歌眼镜直播NBA;直到最近美国南加州大学计划依托谷歌眼镜技术开设“眼镜新闻学”课程,都凸显了技术对传统新闻报道方式的改变。

  网络时代为融合新闻提供了无限可能。获2013普利策特稿写作奖的《纽约时报》特别报道——《雪崩:特纳尔溪事故》,融图文、音视频、位置信息于一炉,被誉为“后平板电脑时代”叙事手法的先驱性报道。Gigaom网站的创办者奥姆·马利克(Om Malik)在发布于2013年5月10日的博文中建议,《纽约时报》应从这一项目中开发新的商业模式,在新世纪重新定义新闻报道。类似的报道还有《华盛顿邮报》2010年所做的“TSA”报道(《头号美国机密》)以及《卫报》有关斯诺登的报道。其共同特点是兵团作战式的人员投入、课题式的运作、全媒体的呈现方式以及数据新闻可视化,这样的“新闻”确实与传统的新闻判然有别。

  正如混沌理论之父普列高津已经证明的,复杂的系统由于越来越多的物质和能量的介入,最后会变得完全不同。“新闻”的定义也是如此。一方面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,会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扩展内涵与外延;另一方面,过多的意义加载也会消解新闻的事实属性,造成“新闻异化”,甚至出现“新闻越来越像谣言”的反常现象。

  [1、6][美]查尔斯·斯特林.《大众传媒革命》.王家全等译. P377,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2014.

  [2]钱震.《新闻新论》.郑贞铭,张世民,吕杰华增修. P8,五南图书出版公司,2003.

  [3]甘惜分.《新闻理论基础》.P50-51,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1983.

  [4、5、7][美]迈克尔?舒德森.《发掘新闻:美国报业的社会史》.陈昌凤,常江译.P3,P133,P121-122,北京大学出版社,2011.

  [8]瑞夫(Richard Reeves).《新闻到底怎么样》.余波,王瑛芳译. P36. 商务印书馆(香港),2006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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